在程序规定的时间节点内,企业还应该联合起来,积极主动地向有影响的美方议员政要、财团巨头、中介团体、进口商及消费者等与案件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进行广泛的游说工作,以影响CITA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正是由于美国纺织品与服装进口商协会的努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于2004年底签发临时禁令,认为美国行政部门无权以纺织品市场受到冲击威胁为由限制从中国进口纺织品,这项禁令实质上否决了当时美国厂商针对中国纺织品服装提出的9项保障措施申请。 而在谈判中,必须摈弃零和博弈理念。CITA成员来自不同部门,机构内部各种利益交错,在是否对华实施纺织品特保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统一。我们应该在磋商阶段抓住对方的软肋,把谈判重点放在如何使起诉方提高对原产于中国设限纺织品的年增长幅度问题上,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争取双赢。江海虹表示,在美国对华袜子特保案磋商阶段,我方一味指责美方实施特保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磋商无果,这样的谈判思路应予以反思。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王宇透露,为应对这一轮贸易保护,商会正在酝酿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协调数量,限定最低正常价,对敏感产品实行经营企业准入资质,制定红橙蓝绿黄五级预警机制等。
从成本导向转为价值导向 攫取上游设计和终端销售利润
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棉价大幅波动,增加了棉花相关企业的经营风险;进口国的限制措施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对付;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对出口企业不利;我国出口政策的制定比较被动,造成政策不稳定性增加。在低水平盲目扩张下,许多企业仍然是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价格,行业利润微薄,以江苏省为例,1~2月,全省棉纺织业销售利润率只有1.42%。
纺织品配额取消后,零售渠道逐渐为大型零售集团所控制,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在全球范围内采购产品,采购订单将紧紧跟随成本最低的供应国。而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统计显示,中国纺织业人力成本每小时0.69美元,而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均不到0.4美元。此外,地价、房产等商务成本在沿海纺织产业集聚区快速增长,电荒导致部分地区的纺织企业开三停四,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进度和交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