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目前的现状看，湖北省公安机关对龚家龙采取的强制措施及做法(不告知其家人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不让其与外界保持联系，置其聘请的律师会见要求于不顾等等)已远远超出了监视居住的限度，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羁押。上述行为已经明显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构成了严重的违法办案”。

　　1月18日，记者致电当时随行的夏欲钦律师，想从侧面了解一下其成文的调查报告背后是否还有无法言说的隐情，以及是否遭遇有关部门的阻力或者其他层面的细节。他说他不日又将出差去湖北，再度与当地公安以及政府部门交涉，与龚家龙会长见上一面，眼下倒没有时间接受采访——结果将会如何令人拭目以待；而从其谈话中得知，石油商会内部显然已经牵头组建了一个营救小组，各司其职，甚至就连舆论的发布也得统一口径，记者的询问还必须征得其牵头主事者的同意。

　　石油商会作为民营企业的社团组织，虽然可以在其内部会议上措辞激烈地指斥地方权力机关，但在自己网站上发表的声明却仍然像温吞水一样，态度的游移不定也耐人寻味。正如商会秘书长王俊杰和副秘书长董虹光说的那样，“我们石油商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只能依赖全国工商联以及上级组织，等事态明朗之后再做决定”。看来，石油商会暂时还是有所克制和隐忍，在律师来往穿梭于湖北与荆州之间的调查之外，他们更多的还是期待着官方的解决。

　　四次文件主导产权变更

　　“2004年以后天发集团全面危机出现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抢夺民营企业产权的不当行为”，商会的调查报告如此陈述。

　　天发集团的产权变更一波三折，四起四落。荆州市数年内的4次红头文件就记录了产权纷争的整个过程。

　　2000年～2001年，荆州市政府第一次下发红头文件(相关文件有：《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62期》2000年10月24日；荆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荆国资委[2001]第5号《关于湖北天发集团公司发展及产权界定情况的批复》，2001年5月11日)，承认天发集团是为了经营需要而冠以国有名号的红帽子企业；承认政府没出一分钱，不具有公司产权，只要求天发集团对政府的历史贡献给予一定的收益补偿。

　　基于上述文件，天发集团的产权第一次得以明确，龚家龙将原来登记为国有的产权变更到天发工会和另外六家收购兼并而来的子公司名下。

　　2004年，换届以后的荆州市委市政府突然推翻上届政府的文件，不承认天发集团的民营性质，并强行派人接管了天颐科技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商会以及律师从调查中获悉，天发集团高管普遍认为这场产权纠纷背后有明显的腐败嫌疑。因为政府抢走天颐科技后，把这家改制后日渐完善的公司给了与个别市领导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个体老板。此人仅仅出资几千万就拿走了整个上市公司。不过，由于其对农业一窍不通，又没有办法处理好公司与债权银行的关系，3个月后菜籽油生产便告停工。这名房地产老板撤走资金，将企业重新甩给了政府，使这家本来生产与效益都很好的上市公司至今处于停产瘫痪状态。天颐科技的困境从此开始。

　　2004年，龚家龙在企业产权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离开湖北，来到北京组建了民营石油商会，挂靠在全国工商联，而天发集团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和无人负责的境地。

　　到了2005年，荆州市政府接管后的天颐科技公司两年里没有向股民披露停产的消息，整个集团的28亿债务全都变成了烂账，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欠款以及股权分置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股民与农民怨声载道，员工与银行利益受损，监管机构焦头烂额；……在此种状况下，工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席单位，引入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进行重组债务，荆州市政府此时也积极响应，下发了第二个红头文件，将资不抵债的公司产权全部定性为民营产权(龚家龙占65%，工会占35%)，并由市长签字向国际跨国公司——雷曼兄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明确保证：天发集团是与政府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民营企业。但是，据调查了解的内幕说，由于市委与市政府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上述红头文件再次被否决，债务重组等事宜久拖不决，天发集团步岌岌可危。